文欽公長子林獻堂，幼受祖母羅太夫人與父親之庭訓，特重民族文化氣節。割台之初獻堂為保存家族命脈，奉祖母之命率家人前往福建泉州避難。後來獻堂認為必須為受壓迫之台灣人民盡一己之力，因而返台為爭取台灣人之政治、教育權力，及社會、文化之革新而奮鬥。
林獻堂先生對台灣之貢獻實難勝數。舉其大者有：
1907年於日本奈良與梁啟超會面，1911年邀梁啟超訪台，促成台灣抗日轉向非武裝對抗路線。此後於1914年成立「同化會」，1918年籌組「六三法撤廢期成同盟會」，1920年組成「啟發會」（翌年改為「新民會」），1921年起領導長達15年的「臺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」，1927年出任「台灣民眾黨」顧問，1930年擔任「臺灣地方自治聯盟」顧問。整體而言，其政治與社會運動著重在爭取台灣人的權利，並喚醒台灣人的民族意識，不再只能屈從於日本政府的殖民統治。
1921年時，台灣知識分子認為推動社會運動最大障礙在於人民知識不足，觀念落後。若要改變此一狀態，必先進行文化啟蒙工作。於是林獻堂、楊吉臣、蔣渭水等人於台北成立「台灣文化協會」，會員高達一千多人。「台灣文化協會」對文化啟蒙貢獻巨大，全台發行會報、舉辦文化演講、講習會、電影放映、新劇表演、讀書會等。範圍從都市擴展到鄉村，促使台灣民智大開。民眾對知識渴求日益增加，在此背景下，「台灣文化協會」決定利用暑假期間舉辦「夏季學校」，以霧峰萊園為講習會址，聘請一流教師開課以提升民智，課程豐富多元，為當時求知若渴的人民帶來無比豐富的精神糧食。1930年代起，中國掀起重視農村平民教育的浪潮，主張要改變國家必先改變基層人民。林獻堂與長子林攀龍亦認同此觀點，認為台灣社會運動之所以難以擴大，根本原因就在底層民眾支持不足，只有從底層農村開始培養自治精神，引進新的思想，才能使台灣人徹底覺醒。於是1932年「霧峰一新會」正式成立，主要活動包括生活改善、互相扶助、救災救貧、設圖書館、舉辦各種講習會、遠足、旅行、運動會等。
1914年林獻堂為祖母羅太夫人祝壽，事後將祝壽金捐出。當時台灣子弟受日本教育政策歧視，缺乏升學管道，故決定成立一所專供台人子弟就學的中學。因此林獻堂增額捐出鉅款，並得到堂兄弟林紀堂、林烈堂、林偕堂支持。隔年，辜顯榮、林熊徵等大家族也共襄盛舉。然而日本總督雖同意設置中學，卻要求交由官辦，林獻堂以專收台灣學生為交換條件。最後雙方達成協議，「台中中學」(今台中一中)於焉誕生，成為日治時期培養台灣子弟的重要搖籃。
1933年時，林獻堂認為教育必須向基層紮根，因此打算在霧峰成立中學。不過再日本殖民政府層層管制未能如願，僅能成立非正規教育體制的「一新義塾」。台灣光復後，在林獻堂積極奔走下，1946年成立「台中縣立霧峰初等中學」，以留學歐美的長子林攀龍擔任首任校長。1949年又於萊園園內成立「私立萊園中學」，仍以林攀龍為校長。「私立萊園中學」即今日之「明台高中」，其辦學理念至今仍承襲林獻堂、林攀龍兩位先賢之精神，務求以教育開明台灣人民，塑造明日之台灣。
除霧峰林家親身創辦的學校外，台灣光復之初朱昭陽、宋進英、劉明等人決意於創辦一所台灣人的大學。因林獻堂在教育界享有盛名，就由林獻堂命名為「延平大學」(後因不足三科改為「延平學院」，今延平中學)，並擔任首任董事長。其畢生行止與道德實可謂臺灣人之典範，因而被後人譽為「臺灣議會之父」、「臺灣第一公民」。
頂厝一系除林獻堂外，還有紀堂、烈堂、澄堂、階堂等人。其中林烈堂成立「臺中州私立臺中商業專修學校」(今新民高中)，林階堂在文學領域造詣頗深，林澄堂致力家族事業的經營，林紀堂則以「為善最樂」自持，對社會默默付出，對兄弟們給予支持，都是使霧峰林家能夠茁壯成長的重要基石。